瑞士 最強公民國 台灣蛻變最重要的一堂課

一分鐘看瑞士

面積：4萬1285平方公里
人口：約800萬人
語言： 德語、法語、義大利語、羅曼什語
貨幣：瑞士法郎
宗教：天主教約占40%、基督教約30%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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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士人樂於在審慎的思考後，藉由手中的公投選票決定大小事務。（圖片來源：Getty）

瑞士，為什麼能贏？

這裡，人口只有800萬人，卻有四種官方語言；缺乏天然資源、三分之二國土還是山坡地…。儘管先天不良，瑞士卻能揮別曾經的貧窮，走向富足，憑的，就是公民力。

註：幸福排名的衡量標準包含人均GDP、預期健康壽命、社會支持、自由選擇程度、樂於助人及腐敗程度６指標

資料來源：聯合國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》、 2015 Global Innovation Index、Trading economics、國際勞工組織ILO、WEF、世界銀行

在瑞士，人民經常透過集會遊行表達意見、爭取權利；但宣揚訴求，是以不妨礙他人生活為前提，因此遊行看不見砸石塊、放火燒車的脫序行為。

日內瓦小學／在這間教室裡，只有一項原則：同一時間，只能有一個人說話

這所學校不依賴鐘聲維持日常作息。上午十點整，導師梅諾蒂（Menotti）放下手中的馬克杯走出戶外，提醒正在運動場上嬉鬧的學生們：「該上課了」。三分鐘後，二十名十歲的孩子放慢了腳步，用排隊搭火車般的次序，魚貫走進三樓的教室。

這節課上的是法語，瑞士日內瓦州的官方語言。今天的進度，是動詞avoir（有）的不規則變化。梅諾蒂發下自己準備的教材並簡單講解後，就讓出了發言權；學生舉手、老師點名，讓孩子說出教材上的填空題答案。

四十五分鐘的上課時間，學生享有相當的自由，不須事先報告，就可以離開座位借文具，或到角落使用削鉛筆機。教室裡，只有一項不能違背的規則：同一時間，只能有一個人說話。

「這是為了告訴孩子，每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，都應該受到尊重。」掩著嘴，壓低聲音，與我並肩坐在教室最後方的日內瓦州國民教育負責人盧懷勒（Joëlle Leutwyler）這麼說。

這句注解，不只說明了瑞士人的教育理念，也透露了這個國家的競爭力源頭。

國家縮影，看這！  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權利，前提是尊重

每個人都有充分的發言機會，也樂於主動表達意見，但交換意見的前提是彼此尊重。身為群體中的一分子，沒有誰比誰優越，所有人都該負起相應的責任，維持群體的秩序與穩定運作 ── 小學生的法語課，就是整個瑞士社會的縮影。

台灣人對瑞士一直有股憧憬，因為這個國家的先天條件與台灣有太多相似：同樣小國寡民、缺乏天然資源、國土有一大部分是難以利用的高山⋯⋯想找出路，台灣至少接近充滿希望的海洋，瑞士卻是內陸國。儘管先天不良，瑞士卻硬是殺出重圍，揮別曾經的貧窮，走向富足；除了物質條件外，瑞士人對心靈生活也感到滿足，根據聯合國調查，二○一五年全球最幸福國度，就是瑞士。《今周刊》今年一月委託波仕特線上市調調查也顯示，瑞士是最多台灣人（三六．二％）心目中的幸福國度。

瑞士究竟憑什麼？台灣人花過很多時間找解答。有人建議引進工匠精神，提升台灣產品的附加價值；有人說要學習瑞士對全球開放市場、吸納人才；有人發現瑞士的技職教育創造了優質人才，增加了企業競爭力……。如果要問瑞士人，這個國家站穩贏者圈的祕密是什麼，上面說的也許都是答案；但這些答案，就像是探出水面的冰山，在肉眼看不見的深處，被其他更加堅實的部分支撐著。

「瑞士能從貧窮走向富裕安定，成熟的公民意識，扮演了重要角色。」瑞士政治學者林德（Wolf Linder）這麼說。

什麼是「公民意識」？簡單來說，就是每一位成員明確了解自己既是獨立不可侵犯的自由個體，也是整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；有權利享受自由的生活，也有責任為維護或改善整體現狀，做出貢獻。

瑞士人的一生，就是不斷學習、實踐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；這個國家，就像是一堂包羅萬象的公民課，藉由公民的集體努力，緩慢卻堅定地前進。這，才是台灣最該向瑞士學習的一堂課。

「這個國家曾經什麼都沒有，能走出今天的樣貌，關鍵就是多數人都能負起責任；而『責任』的範圍，包括了個人、家庭、社區以及國家。」瑞士聯邦國會議員福瑞納（Sebastian Frehner）這麼說：「所以，如果有人指責我『沒有做到自己的責任』，我會感到非常羞恥。」

鏗鏘有力的，他詮釋了瑞士這個國家「贏的底蘊」：缺乏資源及強鄰環伺帶來的不安全感，讓瑞士人沒有選擇，只能互相依靠，進而產生了獨特的責任感與集體意識。在瑞士人的腦袋裡，「公共事務」不是硬邦邦的生冷名詞，而是融入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關心和參與。

參與，這是負起「公民責任」的第一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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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最高殿堂／在這場選舉裡，最重要的價值是：能為瑞士做事才重要

二○一五年十二月九日清晨，瑞士首都伯恩（Bern）下了一場雨，接近零度的低溫將空氣中的水珠凝成薄霧，像是為這座十四萬居民的小城，罩上一塊白色的防塵布幕。

霧氣，罩住聯邦國會大廈的金色穹頂，偌大的聯邦廣場一片空寂，只有正門上方以四十五度朝外伸出的瑞士國旗，和幾名身穿雨衣佇立在旗下、仔細查驗訪客的警員，勾勒出幾分國家政治中心的意象。

通過嚴格的安檢程序走進國會大廈，看見的是與戶外截然不同的熱烈場面。這一天，是瑞士政界四年一度的盛事：聯邦議會選舉。瑞士國會上、下兩院，將共同選出七位聯邦委員會委員；這七個人，未來四年將領導聯邦行政機關，並輪流擔任瑞士總統。

在講究和諧共識的瑞士政治，現任聯邦委員除非捲入重大爭議，否則幾乎篤定連任；本屆是因一位聯邦委員退休，才必須選出新成員。但各主要政黨事前也已達成共識，由剛在國會大選中贏得最多席次的瑞士人民黨推薦繼任者；只是人民黨一口氣提名了來自德語區、法語區、義語區的三名候選人，讓這場間接選舉因不確定性而引人關注。

「這是一種宣示意義，證明人民黨代表來自所有區域與文化的瑞士人民，不只是特定利益。」人民黨籍的福瑞納分析。

「共同體」的概念，是瑞士政治中最常被強調的價值。國會大廈穹頂內部，是由畫著各州「州旗」的哥德式彩繪玻璃，圍繞著中心的瑞士十字國徽；瑞士國徽上下，則是拉丁文的國家格言：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。

這句格言，因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小說《三劍客》而知名。一八六八年，當瑞士阿爾卑斯山區遭洪水肆虐時，剛建國不久的瑞士聯邦政府，借用了這句話召喚人民團結意志，對災區提供援助。此後，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成了瑞士精神象徵。

七人制的瑞士聯邦委員會，是瑞士最高行政機關。委員會的所有決策都必須取得內部共識，依慣例，七個人絕不互相批評。

這裡的人民  「一邊享受葡萄酒、一邊參與政治」

接近中午，逐漸升起的陽光緩緩揭開了薄霧，站在國會廣場另一端的咖啡館前，從事保險業的年輕男子法比歐點起一支香菸，遠眺著國會大廈。「我今天特地請了一天假，就是為了到最接近國會的地方觀察選舉。沒有什麼事，會比和幾個朋友一邊享受葡萄酒，一邊參與瑞士的民主制度更好了。」他說。

「那麼，你支持誰呢？」我問。

「我來自德語區，但我不在意誰當選。我在乎的是當選人進入政府後，能不能融入，並和其他人一起做些能幫助瑞士的事。」法比歐捺熄了香菸，轉身走回餐廳，他吐出的最後一口白色菸圈，輕巧地融進了殘留的霧氣裡。

經過三輪投票，來自法語區的候選人當選了。但對法比歐與許多瑞士人來說，單一的選舉結果，或許從來就不是重點。因為在這裡，「政府首長」只是代理人民處理政治事務；每當遇上重大難題，人民總有機會親力親為，用自己的腦袋，決定國家該走的路。

議會就是教室  這群來自蘇黎世的學生，正等待當地的國會議員為他們上一堂公民課，政治，不是高高在上，而是生活的實踐。

核廢料小鎮／把核廢料埋在你家如果專業都說這裡最適合，我OK！

台灣許多公共工程興建過程中，常能看見「反××自救會」、「反××抗爭行動」等民間團體參與其中。政府與居民對「公共利益」的想像總是難以一致，再加上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，讓衝突幾乎難以迴避。

但在瑞士，政府用最誠意的溝通與最透明的資訊，加上深植在民眾心中的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觀念，讓最爭議的工程，也能以最理性的方式找到妥協。

從瑞士最大城蘇黎世搭乘火車，再轉公車，大約一個小時，就能抵達位在瑞士中部、人口約一千五百人的城鎮利尼根（Riniken）。雖然只移動四十公里，卻讓人感覺進入了另一個國家。四．七五平方公里大的利尼根，超過一半土地都還是原始森林；柏油馬路上經常接連幾分鐘都看不見一輛車；市公所只是一棟三層樓的小木屋，卻已是放眼望去能看到的最高建築物。

這座平凡小鎮所在的區域，過去幾年經常登上瑞士全國性媒體，因為它的地質結構穩定，經過瑞士國家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合作社「Nagra」長期鑽探後，成為最有可能被選為興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地點之一。若聯邦政府拍板定案，並通過全國公投，此地二○五○年將開始放置核廢料。

根據○五年重新制定的《新核能法》（New Nuclear Energy Act），聯邦能源辦公室從選址作業有初步結果開始，就必須向可能位址的周邊區域展開說明，並每年提供五十萬瑞士法郎（約新台幣一千六百萬元）的經費，給每一個可能的位址成立影響區域委員會。委員會每季定期集會，討論政府揭露的選址資訊、安全措施、可能環境影響等，並有權以決議形式，對政府計畫提出修正方案。

「當政府宣布這裡可能成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時，許多人擔心房價下跌、抱怨為什麼不把核廢料存在核電廠底下就好。」利尼根市長、影響區域委員會副主席慕勒（Ueli Müller）笑著說：「沒有人會覺得這是種榮譽，沒有那麼偉大。」

瑞士面積不大，可能放置核廢料的小鎮利尼根，距離第一大城蘇黎世僅40公里。

政策公開透明  讓居民做出獨立判斷

慕勒解釋，利尼根周邊的影響區域委員會，一共有九十七名成員，其中不少一開始抱持懷疑態度的代表，經過長達五年的溝通及資訊交流，逐漸能從理性的角度看待問題，「核廢料是瑞士製造出來的，瑞士人當然有責任好好處理。如果各種證據都指向這裡最適合，那我們願意接受。」他說。

「溝通及參與的用意，不是為了讓所有反對者接受政府的想法。這套機制最重要的精神，是從一開始就讓決策過程透明，並且提供所有客觀的資訊，讓可能被影響的居民，做出獨立的判斷。」聯邦能源辦公室專員昆提（Pascale Künzi）說。

馬路旁的斜坡上，農民包曼（Baumann）正趁著下午溫暖的陽光修剪葡萄藤架。提到核廢料議題，他說：「當然有人害怕，還有人說如果確定要蓋核廢料儲置場，他就再也不買這裡出產的紅酒。」

「所以你怕嗎？」我追問。

「我當然不願意有任何風險，但我知道面對這麼專業的問題，不能感情用事。如果政府能證明核廢料儲存的安全，我願意選擇信任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，總得找出解決的方法。」他從口袋裡掏出鉗子，走回灑滿陽光的葡萄園。

核廢料是我們的責任  站在可能的核廢料儲置廠上，利尼根市長慕勒說，核廢料是瑞士人製造的， 當然有責任解決問題。

少女峰上的爭辯／蓋纜車能舒緩交通量，但，如何不破壞環境⋯⋯對於不可逆的決策，他們想了7年

十二月中旬午後，海拔高度超過兩千公尺的伯恩州小夏戴克（Kleine Scheidegg），戶外氣溫低於攝氏零度，但火車站周邊餐廳與酒吧擠滿了享受雪地陽光的旅客，一位難求。

這個位於半山腰的車站，除了是兩條開往瑞士觀光勝地少女峰鐵路的交會點外，也是滑雪中心，每年旅客人次超過百萬。遇上周末假日，總是擠滿了轉運人潮。在這裡，一場台灣絕不陌生的「發展與環境衝突」戲碼，已悄悄上演多時。

為舒緩交通量，當地政府自二○○八年起展開研究，並於一三年提出興建兩座纜車、將滑雪客與少女峰觀光客分流的計畫。多數居民認為，纜車對觀光產業有正面效益，但一四年夏天舉行公投時，部分居民憂心纜車破壞環境、噪音干擾動物作息，一個名叫瓦爾基斯特（Wärgistal）地區的投票結果未達三分之二同意門檻，整項計畫推遲超過一年，直到一五年十月再次公投通過後，才正式準備動工。

「我聽說這個計畫好多年了，但瑞士人對於不能回復的決策特別謹慎，會評估所有反對意見，寧可慢一點決定，也不想犯錯。」帶瑞士團經驗逾二十年的泰永旅行社董事長楊振發說。

對凡事講究效率的台灣，「寧可慢，也別犯錯」的原則似乎有些消極。但回想一二年立法院以「先求有再求好」為由，草率通過後患無窮的《證所稅》修法；一三年為因應洪仲丘事件火速修正的《軍事審判法》，也被法界人士認為極可能引發後遺症。瑞士人做決定前的審慎態度，確實值得台灣借鏡。

「瑞士人做決定，就像在雪地上行走，必須小心踩穩每一步，否則很容易跌倒。一件再怎麼正當的事，也不能沒有經過合適的程序就達成結論。」來自提契諾州（Ticino）的滑雪客羅貝托指著腳上的雪鞋解釋，「這也像是照顧一盆花，你必須持續澆水，並耐心期待它長出來的那一天。」

「纜車非蓋不可，只是你必須尊重少數意見。這會花點時間，但我們願意等。」來自蘇黎世的波勒說。

評估利弊時，瑞士人看的，不只有短期影響。一二年春天，一場全國性公投，印證了瑞士人對於「不可逆」的決策，是多麼謹慎看待。

當經濟發展遇上環境保護難題，瑞士人只問一個問題：長遠來看，值得嗎？

這項公投，是由環保團體連署提案，要求聯邦立法限制度假別墅的數量。提案者認為，各州政府放任富人在滑雪勝地、溫泉景點大量興建平時無人居住的別墅，不僅浪費水電等公共成本，更將對瑞士引以為傲的自然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。反對者則堅持，營造業提供當地許多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，非度假區的居民，憑什麼把手伸到別人家後院來？

最後，這項正反意見兩極的公投案，由贊成限制的一方，以五○．六三％的些微差距勝出。伯恩州，恰好就是全瑞士滑雪場最密集的區域之一；這場與居民切身相關的公投，在當地引起了最激烈的辯論。

通往少女峰山腳下觀光小鎮因特拉肯（Interlaken）的火車上，退休老人理查為這場公投做出了注解：「這附近有山有湖，不管冬夏都適合度假，吸引不少有錢人置產。度假別墅確實能帶來觀光收入，但為了觀光收入而改變自然環境、蓋一堆只有耶誕節才亮燈的大房子，值得嗎？我不這麼認為。」

「長期看來值得嗎？」這是公民做決定前關鍵的自問自答，不帶情緒，純粹基於得失間的效益權衡。

少女峰周邊區域，是瑞士著名的滑雪勝地，山谷裡滿是滑雪中心與度假別墅。

公投你的未來／修法讓我們有更多帶薪假？我拒絕！ 這會拖垮國家未來

迎接耶誕假期，伯恩舊城區的石板路旁，從十一月底就掛上一盞盞橘黃色的燈飾，為冷冽的夜晚帶來一絲暖意。距離聯邦國會大廈兩百公尺的孤兒院廣場（Waisenhausplatz），則搭起木造的綠色耶誕市集，吸引大量購物人潮，以及偷空啜飲一杯熱紅酒的上班族。

耶誕市集的購物動線相當狹窄，但沒有店家將商品或充當紅酒桌的木桶放置在人行道上。一切，都井然有序。

在舊城區一角，中華民國駐瑞士代表劉邦治指著路旁一棟哥德式建築說：「就算你擁有整排房子，如果想改變外牆顏色，還是得經過附近住戶的同意，因為你改變的，不只是自己的財產，而是整個街區的和諧。」

當可疑的人試圖撬開鄰居大門  他們不會視而不見

前駐瑞士代表謝發達也說，許多地方新建房屋前，會先在預定地豎立與建築物等高的木架，讓周邊住戶知道新房子可能對採光與景觀造成的影響，在部分城市，這甚至是明文規定的法律。

「住在集合公寓的人，如果想辦派對，要先貼公告；販賣商品的店家，有責任處理交易後的廢棄物……。」旅居瑞士十一年、著有暢銷書《瑞士做到的事》的英國作家比尤斯（Diccon Bewes），隨口說出好幾個故事。

「當我發現可疑的人試著撬開鄰居家大門，絕不會視而不見。同樣的，我也不會將周圍的事，看做與我無關。」著名的瑞士經濟學者佛瑞（Bruno Frey）解釋，這代表瑞士人在乎的不只是自我，而是群體。

精準來說，瑞士人在乎的不只群體，而是國家「整體」。

二○一二年春天，瑞士勞工團體（Travaille Suisse）發起了一項公投案，要求政府立法，將勞工目前擁有的每年四周帶薪休假延長為六周，但這項能為廣大勞工帶來「小確幸」的公投提案，竟被壓倒性的三分之二民意否決。

「表面上看來，這是一項增加勞工福利的公投，為什麼只獲得這麼少人的支持？原因就是選民擔心，增加休假將降低經濟競爭力，瑞士人衡量得失之後，決定拒絕這項好意。」瑞士政治學者林德認為，貧窮的過去，造就了瑞士人務實儉樸的性格，做決定前總會反覆問自己，「之後該怎麼辦？」
 

大家一起決定！ 瑞士人在意的，不只是自我，還有群體。無論意見多麼不同，直接民主的結果，就是共識。

兒童年度路跑／所有的小孩要獨自跑完1.6公里，對自己負責，是融入團體的第一步

十二月中旬的周日上午，蘇黎世的天空是冬季罕見的深藍色，市中心的利馬特河兩岸，圍起禁止車輛通行的封鎖線，數百名不滿十三歲的青少年，在淨空的道路上賣力奔跑。在路旁圍觀的家長與群眾倚著鐵欄杆，臉朝賽道，愉悅地為每一位通過的選手打氣；越是拖著沉重腳步、面露難色的跑者，越能獲得熱烈掌聲。

這是蘇黎世傳統的年終分齡路跑活動，父母可以帶著不滿九歲的兒童，一同挑戰一．六公里的賽事；九歲以上的青少年，能選擇與全班同學一起完成路跑，或依年齡獨立參賽。

「這是蘇黎世的重要活動，除了慶祝新年之外，還有讓孩子獨立完成一件事的教育意義。」一位穿著反光背心的女性志工這麼解釋。

群體意識的基礎  來自每一個獨立的公民

瑞士社會強調群體意識，卻不代表瑞士人習慣「從眾」。在瑞士，獨立自主代表對「自己」負責；而對自己負責，當然是對群體負責的基礎。

「你要先弄清楚自己的想法，才能誠實準確地表達意見；你有自己的意見，才能參與討論。我們樂見意見交流與價值衝突，只是一旦達成妥協，就會盡可能接受。」瑞士駐台商務辦事處前代表費爾（Jost Feer）說。

在瑞士，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許多政治人物，都是兼職工作。基督教民主黨聯邦議員普菲斯特（Gehard Pfister），從政前是位高中教師，專長德語與哲學，從政後也持續教學。「課堂上，我不會迴避與學生討論公共議題，只是我會非常小心地排除意識形態，引導學生全面思考。思考，是關心的起點。」他說。

教堂裡的大合唱／來自波蘭、西藏、喀麥隆的移民學生唱著耶誕歌，瑞士社會鼓勵我們記得故鄉的根

在日內瓦街頭聽見英語的機會，比其他地方高出許多。這座城市是聯合國歐洲總部及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所在地，在這裡生活的外國人比率逾四○％，是全瑞士的兩倍。 

移民，是瑞士近幾年最棘手的公共議題。早在歐洲難民危機前，瑞士就憂心利用申根簽證越境就業的勞工，將造成「人口超載」。一四年二月，瑞士人民黨發動公投，要求政府控管歐盟移民總量。這項公投挑起了瑞士內部矛盾，鄉村支持這項訴求，前三大都市卻一致反對；湧入大量義大利移工的義語州壓倒性贊成，國際組織集中的法語區則強烈反彈。

最終，這項公投以五○．三％的些微多數通過，瑞士政府必須限期與歐盟協商移民數量。但同一年十一月，另一項由人民黨提出、主張將移民上限設為瑞士總人口○．二％的公投，就遭七四％民眾否決。

「移民問題非常困難，我們必須同時權衡國家的負荷量與需要經濟生產力，做出適當的決定，不能急躁或感情用事。」普菲斯特解釋。

瑞士不是沒有排外保守的聲音，○九年，瑞士曾公投禁止穆斯林興建清真寺尖塔，如今也拒絕移民無限量湧入。但這個已有五分之一外國人定居的國家，對於「移民」，仍有許多溫暖友善的作為。

正就讀日內瓦大學歷史系的馬修（Mathias Froelicher），服兵役時，就選擇了一份他認為別具意義的工作：為移民學童加強法語能力。「這些人都是我們的一分子，我很榮幸能為他們盡一分力。」他說。

其實，馬修自己也有移民背景：「我的父親是義大利移民，但替我取了個非常德國的名字，我現在卻在法語區念書。我父親那邊的親戚分別住在不同州，見面聊天最方便的語言是英語。」

在台灣，移民者常被稱為「新住民」，像是被貼上一塊分類標籤；但瑞士社會，不以先來後到區分族群。這種渾然天成的包容力，來自瑞士分歧的歷史，每一位瑞士公民，都曾是外來者；今日的外來者，當然也能成為完全合格的瑞士公民。

瑞士的國歌，用四種官方語言各自填了一份歌詞；連經常流通的瑞士法郎紙鈔，也分別印上來自法語、德語、義語區的藝術家肖像。而在耶誕節前一周，日內瓦州最重要的慶典，是在日內瓦市地標聖彼得大教堂舉行的耶誕合唱表演，在這裡，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尊重與包容。

活動的主角，是由日內瓦州八所小學、一百多名學生組成的合唱團。

晚間七點，穿著白色上衣、年齡介於八到十二歲間的表演者，在管弦樂團的伴奏聲中，從教堂後方走向主祭台前、打上紫色燈光的舞台。每一位歌手的輪廓、膚色大不相同，沒有依高矮順序整齊排列的隊伍，身上也沒有華麗的統一服裝。

一個小時的表演當中，合唱團用四種不同語言，演唱了十首源自法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美國的耶誕歌曲。而每一首歌曲之間，主持人都安排兩位新移民學生，以母語發表耶誕賀辭，「我們想告訴移民學生，用母語說話是值得驕傲的；希望他們融入瑞士以外，還是記得故鄉的根。」盧懷勒說。

這晚，教堂裡的聽眾，被來自西班牙、荷蘭、波蘭、匈牙利、中國、西藏、布吉納法索、喀麥隆等國的耶誕祝福圍繞著；我和身旁每一位土生土長的瑞士人一樣，微笑聆聽著一段又一段完全無法理解的賀辭。有一瞬間，我的肩膀感覺一陣痠軟，像是有雙天使的翅膀短暫停留。

鏡頭轉回國內。一月十六日，是台灣人實踐公民權利的時刻，這一天，我們用手中的選票，決定了未來四年的總統與國會成員；許多人因此熱切期盼從一六年開始，新的領導人，能帶領台灣逐漸揮別過去的陰霾。

但至少，瑞士的故事告訴我們，所謂「公民責任」絕不只是定期投票而已；而應該將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的共同體概念，融入日常生活當中。農曆年前的台南震災，各界無私提供協助、災區周邊住戶為協助救災，即使面臨不便也毫無怨言，在在證明了台灣人的內心深處裡，同樣懷有濃濃的互助人情。

「如果百姓英明，就不用老是期待一個英明的領導人。」作家吳念真認為，「改變成真」的軌跡，永遠是由個人出發。

台灣，應該這麼做：把個人色彩減掉一點，為群體加分一點

台灣不必像瑞士一樣，將大小事情交付公投，但至少該修正門檻過高的《公投法》，將政治人物難解的問題，交付眾人議決。政府也許不用把每件事情交給全民決定，但該在做決定前，坦率公開利弊得失。「無私奉獻」不必是生活信仰，但如果做抉擇時能考慮共同的未來，台灣也許不會有被染色的河川、被濫墾的山坡地、不該被吃下肚的黑心食品……。

你一定看過運動會上的二十人二十一腳遊戲，沒有誰能讓隊伍飛快抵達終點；你只能扶著夥伴的肩膀，朝共同目標前進。瑞士，就這麼走了一百多年；台灣，一定也辦得到。

（本單元將在TVBS新聞台五十五頻道《十點不一樣》播出，日期為二月十七至十九日，晚間十點首播）